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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【法院执行】探访人民法院执行员的真实生活

    同是在法院工作，执行员岗位却难以留住年轻人，个中原因不是怕苦怕累，而是出于如下的思考：本是非常简单的案子，好几年就是执行不了，“怎么有那么多人为因素，给执行工作设置障碍?”案件执行材料在被委托法院的承办人手里竟呆了一年，连邮去办理理赔手续的邮件都没拆封……

    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从新手变成老将的执行员，对执行难有了深层认识，对执行工作本身也有了另一番解读。

    眼下谁都会说“执行难”，可究竟怎么个难法?为什么会这么难?该如何破解?就没多少人能说得清了。

    近日，记者来到浙江这个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，采访了几个基层法院的执行员，他们的工作、生活或许能对回答上面的问题有几分启示。

    金振富说，去年他办了160件执行案件和40件恢复执行案件，累是累点儿，但他想明白了，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，就要做好，和做了副教授或者老板、官员的同学没什么好比的

    金振富1996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在基层法庭做执行工作，现在是临海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，还做执行工作。

    刚来时，他一腔热血，认为只要法院判了的案子就要执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有了新的认识：申请执行人也要承担案件执行不了的风险，对生活确实困难的被执行人的利益也要保护，对有能力履行法院判决，而拒不履行的就要打击。

    金振富给记者讲了他办的两个案子：

    被执行人卢某是个下岗工人，为给妻子治病借了4万元，还不起被告到法院，法院判他还钱。在执行过程中，金振富找到申请执行人，做了他的工作，每月从被执行人1000元的退休工资中扣去400元还债，给卢某留下600元维持生计;另一个被执行人是个村委会主任，借别人的钱办自家的事，有钱不还，四处躲债。后来通过公安机关找到他，得知他还想当村干部，法院便在他竞选村委会主任之前，通过当地电视台对他有能力履行法院判决而拒不履行的行为曝光，结果没几天他就来法院履行了4个案件的判决，总标的达18万元。

    对明明有钱却恶意逃债的被执行人，金振富说要坚决予以刑事打击。今年4月，他办了一个因交通肇事引发的执行案，被执行人孙某交通肇事后，保险公司理赔了他三万多元，可他拒不把这笔钱支付给受害人，法院也是通过公安机关把他抓了，履行债务后，他被判了缓刑。

    金振富常听临海市法院副院长老叶说，他刚做执行工作那会儿，遇上乡下的强制执行案，是靠抓上被执行人家里的猪，卖了钱，还给申请执行人的。可现在不同了，人口流动性大，被执行人不好找，被执行人财产多样化了，房产、股票、债券、现金啥都有，不少还记在别人名下，这就给执行工作带来了难度。

    怎么破解?不全是法院的事，人大、政协、党政机关、被执行人、申请执行人都该尽自己的那份力，金振富说，全社会都重视，都尽力了，有些案件即使执行不了，也不会激化矛盾。

    作为执行员，穷尽了执行手段，仍然没能执行，就要和申请人讲清道理：中止了执行，不是不执行，等被执行人有能力偿还债务时是要恢复执行的。

    金振富刚参加工作时，在大田法庭和一位老执行员办过一个标的3万元的执行案，断断续续过了十来年才执行完毕。去年10月，他还办过一个案子也说明问题，一个厂子资不抵债，拍卖的款项只够偿还申请执行人39%的债务，余下的61%债务中止执行，道理讲清了，申请人也接受了。实在执行不了，申请人就应当承担风险了，这种风险意识要有，没有，就要在执行不了的案件中培养出来，下次再和人家经济往来时就要慎重，就要好好考查对方的履约能力，总不能吃回亏，还不接受教训吧。

    据老叶讲，现在执行局有十来个人，其中有七八个五十多岁的老执行员，青年人来了留不住，前些日子就有两个年轻人考走了。有执行工作不好干的因素，也有执行员干久了，专业知识生疏的因素，都是学法律的人才，谁不愿意在审判岗位上?

    执行员小叶曾被市委借去帮过半年忙，工作结束后，组织部想把他留下，征求他本人意见时，小叶说，他还是喜欢执行员的工作，组织尊重了他的选择，可是经历了这起案子后，小叶准备报考镇长助理了

    小叶是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员，他经历的这起案件原本是个再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。债务人周忠达向债权人谢根耀借了20万元，说好了2003年底偿还，有借条为凭。该还钱了，周分文不还，谢便将周告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，请求法院判周还他钱。

    2005年3月法院作出判决：周还谢的钱。对这个判决，周也没有上诉，判决生效，可周就是不还。谢无奈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    江干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梁松和执行员小叶承办了这起案件。梁松说，接手的这个案子几年了，现在想起来还会有疲惫不堪的感觉。被执行人周忠达不履行生效判决，不还钱，法院依法对周在临安市的一处房产评估拍卖，以偿还其债务。

    当时，周让其妹胡某居住这处房产，梁松和小叶到现场，要求周配合屋中物品的腾退工作，周不配合，法院只好把屋中的物品暂存在一间出租屋内，但周拒绝办理物品交接手续。

    以后，梁松和执行员小叶又连续去了两次临安，与周、胡办交接手续，但都因周、胡兄妹无诚意，没能交接。第三次去临安，执行员还遭到了周、胡组织的人员围攻和扣留。

    就在这个案子强制执行期间，周开始向省市相关部门不实投诉。据当时江干法院负责纪检工作的干部介绍，仅他答复的情况汇报就多达七十余件，主管执行工作的院长还曾三次直接向省高院领导汇报。

    周的投诉理由是案件审理时他不在场，借给他钱的谢根耀，是湖南的谢根耀，不是浙江的谢根耀，法院审错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上级法院将周的申诉立案，并发回江干法院重审。

    再审，判决还是周还谢的钱。周继续上访，说法院腾退他妹妹物品时，他妹妹丢失了三万多美金和大量的人民币。后来，上级要求彻底查清此案，法院又派人去湖南，查湖南的谢根耀，结果证实周说了假话。

    去年9月12日，周见事情败露，干脆聚众冲击江干区法院。梁松说，那天一早，周的妹妹胡某来法院，说要谈交接物品，把他骗到接待室，二三十个老百姓开始殴打、辱骂他，并推搡、拉扯前来维持秩序的法院人员，冲击过程一个多小时，严重妨碍了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。

    事后，周、胡兄妹虽因冲击国家机关罪而获刑，但这事给执行员的信心也带来了巨大冲击。梁松说，从这事发生后到周、胡兄妹被捕的两个月里，法院派专车接送他和小叶上下班，他觉得挺悲哀，悲哀的不是他受了委屈，是国家的司法权威受到了挑战。

    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执行案，每次去，除全局12名执行员，还要去十来个法警，还要临安法院出人配合，到现在都没执行完毕，不悲哀?父母、老婆为他担惊受怕，他怕孩子遭报复，这些他能挺住，他困惑的是，怎么有那么多人为的因素，给执行工作设置障碍?要不是周、胡兄妹触犯刑律，供出他们丢失财产是诬告，这案子现在还会纠缠不清，现在刑法对利用信访的形式诬告没有罪名，恰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。

    一个委托执行案，从法院到保险公司10分钟的车程;在保险公司办理赔手续也是10分钟，可这案子在被委托的承办人手里竟呆了一年，连邮去理赔手续的邮件都没拆封。执行员陈明庭说，当他从废纸堆里翻出这个他寄出的邮件时，想哭都哭不出来。